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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屬於我們的問題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第一章說明,為什麼當時是研究法國大革命最好的時機點,一方面是因為大革命已經夠遠,「今天我們所處的確切地位正好使我們能更好地觀察和判斷這個偉大事物」,另一方面,大革命仍然很近,「使我們能夠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過不了多久,人們就不可能做到這點了。
  我認為,我們正好就處在研究the lost generation的最好的時機。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是以前沒有的。

  二戰後的台灣人普遍貧窮,國民黨遷台後第一件做的是土地改革,發展台灣農業,對大多數農民來說,受教育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所謂的階級流動大多數是從她(他)們的下一代(也就是我們的上一代)開始的,人們大舉從鄉村移入城市,產業轉型、九年義務教育實施、聯考,「有能力的人才能繼續升學」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的。這許許多多白手起家、孤身到城市打拼的老故事拼湊出台灣經濟起飛的拼圖。


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如此地觸動我們?

  我們,所謂富裕的一代,處在一個舊時代轉變到新時代的轉捩點。

  在經濟方面,當初有機會受教育而踏上向上流動的階層階梯的父母,要ㄊㄚ們的子女繼續在教育上獲得成就,而沒有機會受教育但是現在有能力提供教育資源的父母,則希望下一代能完成他們在這條路上未完的夢。同時,政府的教育政策也提供了沒有能力負擔教育費用的少數最貧窮的家庭一個希望。
  在教育方面,開放教材的編輯、升學制度的改變等教育改革政策,昭示著教育觀念的民主化轉變,「孩子的受教權」、「人人有書念」這些詞彙根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的新事物。

  當這個社會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well-educated(我突然覺得不一定是為了要孩子拿文憑換取工作機會,在hidden injury裡面說的是獲得尊重),當受教權不只是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這個社會卻不再是齊平式的貧窮而有不對等的教育資源挹注時,我們所關心階層流動以及教育的問題就變得尖銳。因為核心問題已經不再是「為什麼教育對某些人不利」這個老問題,而是「只要能受到好的教育,就能有好的出路(上一代的經驗)」、「只要一個人有能力,她(他)就應該能受到好的教育(新的觀念)」這些常識根本就不是真的。而這些常識性觀念所帶來的的結果就是在體制內的人「不繼續唸書不知道還能做什麼」,在體制邊緣的或者被體制排除的人卻「明明知道教育體制對她(他)們不利,她(他)們卻還想進辦法地想擠進來(而且她/他們的父母也想要她/他們這麼做)」,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 

 

這是屬於我們的問題

  寫到這裡,我深刻地感到「這是屬於我們的問題」,這是屬於台灣經濟起飛後的第二代、教改第一代的我們的問題。新的教材與升學體制上路後的學弟妹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共同經驗、他們自己的問題,而我們的問題只有我們才能回答,因為這是屬於我們的共同經驗。

  這是研究這個問題的恰當時機,因為我們離國高中學校經驗已經夠遠,能夠站在社會所研究生的位置上去考察這個現象,另一方面,我們離它還很近,所以能夠敏銳地捕捉到這個現象細緻的脈絡,等我們離學校體制遠了,這個敏銳度就會消失。所以這個問題只有我們能做,我們也有義務去做。

  這不只是個美好的夏日回憶,承接上一代階級流動經驗還有教育改革的我們這一代的經驗在台灣的階層研究還有教育社會學研究上一定佔有重要的位置。

  既然我們捕捉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碰到適當的研究時機,同時又身為研究這個問題的「對的人」,為什麼我們不做?記得我上學期跟陳瑞樺老師討論到:「我不知道我的核心關懷是什麼?」陳老師的回答是;「這個暑假去做一件你覺得一定要做的事。」如果這是最後一個我能自由支配的夏天,我想將它奉獻給這個研究。

子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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